典型報道是對具有普遍意義的突出事物的強化報道，強調新聞工作不能簡單而被動地履行社會記錄者的職能，而應該主動為社會設置議題，挖掘和推出道德楷模、職業標桿。2006年，習近平同志在《要善于抓典型》一文中提出：人們主要應該學習典型蘊含在深層的精神，而不是表面上的言行。文中強調：“抓典型，更具意義的是要樹立精神上的榜樣，讓人們學習典型所體現的精神，讓典型身上的精神發揚光大。” 在2013年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針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問題，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的意見，強調在先進典型的宣傳報道上，要更多地關注普通群眾。201 4年3月，習近平同志在河南省蘭考縣指導當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明確指出：“我希望通過學習焦裕祿精神，為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強大正能量。”

美國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著名政論家李普曼在其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一書中，對公眾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提出了輿論傳播的核心概念———擬態環境理論，揭示出大眾傳播媒介的隱性功能。我國學者認為，人們習慣于接受各種自身無法直接接觸的感性世界的信息，這種通過人的心理世界影響個人意見和輿論發展方向的“拷貝世界和象征世界”，即李普曼提出的擬態環境。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天，由大眾媒介營造的人和環境之間的插入物——擬態環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認知和價值選擇。借鑒擬態環境理論分析研究典型報道的建構規律，有利于增強主流意識形態在輿論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新聞輿論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

一、典型報道的實踐與研究

黨的十九大報告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典型報道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具有重要意義，這既不在于時代需要樹立什么“樣板”的皮相之談，也不是出于學習典型經驗的一隅之論，而是人類感知世界、把握世界必須經歷概括“典型”的認識道路。我國的典型報道充分體現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種優良傳統。抗戰時期，毛澤東同志就要求收集和宣傳八路軍、新四軍民族英雄事跡，強調表揚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為，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

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的含義。他認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 是“ 最充分的形象顯現” 。“形象顯現”在傳播學者看來，就是對于一種現實的建構。人類需借助于個別認識一般，通過個性感悟共性，通過了解個別事例的性質與特征對同一類事物形成大體一致的意見。這也正好是新聞輿論引導社會公眾輿論的奧秘之所在。

縱覽中國新聞史，典型報道可謂源遠流長。1898年9月8日，《國聞報》上刊登《譚烈婦傳》，記述譚嗣同之妻在丈夫捐軀后，痛斥當朝奸臣，氣絕而亡。1909年10月，《民立報》連續刊登黃花崗烈士的英勇業績。1934年，毛澤東同志在《關心群眾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中，用江西省興國縣長崗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的先進典型和汀州市的落后典型，從正反兩方面論證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20世紀40年代以來，以勞動英雄吳滿友為代表的一批典型在中國大地上引起轟動，隨之典型報道逐漸成為獨具中國特色的新聞實踐方式和敘事策略。20世紀50、60年代，典型報道在中國完成了“落子、生根、發芽、開花”的全過程。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先進典型事跡，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心靈，許多人從他們身上汲取營養和精神動力，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得到迅速發展，這一時期涌現出陳景潤、張海迪、年廣九、步鑫生等典型人物，一批勇于創新、敢闖敢拼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對破除陳舊思想觀念產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典型報道進入相對低潮期，盡管也推出了孔繁森、徐洪剛等重大典型，但是因為人們對傳統報道模式產生了懷疑，總的來說報道的影響力減弱。進入21世紀，典型報道重新煥發生機。2002年10月，中央電視臺發起了“感動中國”年度人物評選活動，將電視典型人物報道發揮到了極致。中央主要新聞單位分別于2004年和2006年共同推出了《時代先鋒》和《勞動者之歌》大型人物專欄，使典型報道進入了日常化、機制化的軌道。近幾年，主流媒體推出了一系列讓人信服、受人尊敬的先進典型，激勵人們投身到偉大斗爭和火熱生活中。作為一種創造性的新聞勞動，新時期典型報道肩負著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使命，主流媒體以新策略、新思維、新方法傳播新時代的典型人物，體現了中央“三貼近”的原則，是新時代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又一個創新和發展。

值得關注的是，自媒體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一場新的互聯網信息傳播革命，加之各類社會思潮的碰撞，典型報道也面臨著一定程度的式微。據新華社“輿論引導有效性和影響力研究”課題組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68%的被調查者認為典型報道的主要問題是“都是優點，沒有缺點”；61%的被調查者認為是“模式化、概念化”；50%的人認為是“空話、套話多”；39%的人認為是“對典型人物的個性特點挖掘不夠”。

我國對典型報道的學理研究長期落后于媒體實踐，應是典型報道美中不足的原因之一。基于擬態環境理論分析研究典型報道，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媒介把關人在擬態環境的傳播者建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他們決定著選擇什么樣的事實、什么樣的觀點進行報道，并通過媒體建構起所期望的擬態環境；一方面在媒體市場化的條件下，擬態環境受到的市場干擾十分明顯；另一方面，受眾在接受擬態環境信息時是有選擇性的，受眾的消極建構表現為一切從自我需要出發，對傳播者所建構的擬態環境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從已有的立場出發過濾信息，消解傳播者的信息意義，甚至是從對立面來建構擬態環境。治理自媒體時代亂象叢生的擬態環境，需要科學謀劃精心組織典型報道，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

二、典型報道的擬態環境建構

沒有擬態環境，就無法形成對世界的理性判斷和全面認知。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曾有一段對傳播活動的精彩描述：人們擠住在一個洞穴里，以至于他們只能對著一面墻，而不是外部世界。在他們后面，明亮的火在燃燒。人們不時地在火前移動，他們的影子投射到洞壁上。觀察者永遠看不到這些人，只能從他們被搖曳的火光所照出的影子來認識他們。柏拉圖描述的影子世界和現代傳播學者提出的擬態環境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典型報道摶播過程中，主方自始至終都是在為客方建構一個“影子世界”，從而影響他們的觀念，左右他們的行動。

我國典型報道的外向性實踐占據重要位置時，關于其理論內核的研究卻被學者有意或者無意忽略，直接影響了典型報道的實踐創新，制約了主流輿論的影響力、公信力。基于擬態環境理論分析典型報道效果，明確了在傳播過程中擬態環境既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存在，也不是單向度地對典型事實的選擇性建構，而是由傳播者和受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建構。

首先，傳播者的主體活動決定擬態環境的最終形態。

從傳播者的角度來說，擬態環境包括事實型擬態環境與意見型擬態環境，前者是為了告訴受眾相關事實，后者則是向受眾表達這一事實所蘊涵的意義，實質上是傳播活動目的性的體現。

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讀者常常把自己置于被教育者的地位，典型報道能發揮一種“魔彈”的威力。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其作品《單向度的人》中，意圖說明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成功地壓制了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和試圖做出超越性的努力，其中的人也成為了單向度的人。心理學中的皮格馬利翁效應和光環效應對于典型報道效果研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前者揭示了人心中怎么想、怎么相信就會成就什么；后者揭示了當認知者對一個人的某種特征形成好或壞的印象后，他還傾向于據此推論該人其他方面的特征。

美籍德裔心理學家庫爾特？考夫卡曾用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說明擬態環境對人的影響。一個冬日的傍晚，一名男子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騎馬奔馳了數小時，來到一家客棧，因為找到安身之處而喜悅。店主在門口迎接他，詫異地問，客從何來。男子直指客棧外面的方向。店主用一種驚恐的語調說：“你是否知道你已經騎馬穿過了康斯坦斯湖？”男子大驚，當即斃命。在男子騎馬過湖時，他的擬態環境是冰天雪地的平原，他的行為并沒有依據現實環境來調節。

在擬態環境建構過程中，傳播者根據反映自身認知、情感、意志的整體心理面貌而非客觀情境來做出相應的行動，必然會帶有主觀傾向性。恰當地利用主觀傾向性，會得到積極的效果；而誤用主觀傾向性，則會得到消極的后果。媒介把關人控制著信息出口，決定了擬態環境的最終呈現形態，他們從各自把握的原則和立場出發，對已經提取的擬態環境信息加以取舍、重構，并付諸表達。由于媒體把關人要受到意識形態、媒介體制、市場競爭、人格因素等方面的影響，不同媒體所建構的擬態環境也呈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媒介把關人的素養及其能力是決定傳播活動水平和效果的關鍵環節，必須加以高度重視和培養完善。

其次，受眾的媒介素養和解讀能力制約著傳播的質量和效果。

我國的典型報道經過70多年的摸索，總結了許多行之有效的經驗，同時也形成了一些套路、模式。一說典型，人們一般都會往“高大全”上想，說起犧牲、奉獻，舍小家、為大家，如同不食人間煙火。這很容易使人產生刻板的印象，產生抵觸的心理。隨著媒介技術和傳播手段的發展變化，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化、選擇多元化、關注多元化，那種“我說你聽”的說教式宣傳報道已經越來越難以引起人們的興趣。

從受眾的角度來說，一種是積極建構，即從媒介賦予的意義來理解；一種是消極建構，即從片面的或相反的方面來理解媒介表達的意義。同樣一座農村老宅，年邁的父母視為寶貴的財產，其中蘊含著一段情感經歷；而在兒女眼中，它的局促、破舊，蘊含著在朋友面前丟面子的危機。

日本學者藤竹曉曾提出“信息環境的環境化”的概念，認為媒介通過對現實環境中的典型部分的傳播放大，使人們普遍接受并在現實環境中呈現出來。比如現實社會中存在的一些思想價值觀念、少數人的生活方式和某一群體的道德標準、文化習俗及行為選擇等，經過大眾媒介傳播后，逐步成為社會的潮流。在典型報道擬態環境建構過程中，受眾對媒介的注意力、理解力、判斷力和批判力，對媒介信息的選擇和偏好，直接影響到主流價值觀的有效傳播。信息時代為人們帶來海量信息，在滿足不同受眾信息需要的同時，也在影響著人們對社會生活的見解、判斷和選擇。提高受眾的媒介素養和解讀能力，一方面要消除對擬態環境的盲目信賴和片面理解，防止為虛假信息所迷惑，為錯誤信息所左右，為有害信息所侵擾；一方面要改善傳播者基于受眾本位取向的建構目標，防止沉溺于媒介所營造的虛擬世界，形成受眾對擬態環境的積極建構。

三、關于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的案例分析

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測量隊（簡稱國測一大隊）成立于1954年，在新中國建設征程中勇當開路先鋒，戰天斗地，勇攀高峰，挑戰極限，完成了一個個艱苦卓絕的任務，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得到大眾媒介的廣泛關注。上世紀50年代，《人民日報》曾刊發作家浩然的長篇通訊，報道國測一大隊職工“雪里金剛”王永吉的事跡，在國慶10周年后的全國群英大會上，王永吉因工作時雙眼被炸傷缺席表彰儀式。1984年，國測一大隊工程師劉永諾參加南極長城站測量，用傳奇的速度為我國繪出首張南極地形圖，《人民日報》刊發通訊報道了他的事跡。1991年，國測一大隊受到國務院通令嘉獎，被授予“功績卓著、無私奉獻的英雄測繪大隊”稱號。1990年、1991年、1996年、2001年、2005年、2009年、2015年，中央各大媒體曾多次同步聚焦英雄國測一大隊的先進事跡，測繪工作得到全方位、多角度、深層次的宣傳報道，“熱愛祖國、忠誠事業、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測繪精神名揚天下，測繪文化的獨特魅力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

近幾年，中宣部、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組織中央主要媒體在《時代先鋒》欄目集中宣傳報道國測一大隊先進事跡。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各大媒體連續刊發通訊、評論，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焦點訪談》《新聞調查》《新聞會客廳》等欄目從不同角度播發報道，再現了幾代測繪隊員優良傳統薪火相傳、默默工作獻身祖國的感人經歷，描繪了測繪隊員在大漠高原、珠峰南極、經濟中心以及海外市場等地奮斗的光輝足跡，向全社會展現出測繪工作者的卓越成就和精彩天地，揭示了測繪精神的核心內容和文化之源。

2015年7月1日，習近平同志在給國測一大隊老隊員老黨員回信中充分肯定國測一大隊愛國報國、勇攀高峰的感人事跡和崇高精神，對全國測繪工作者和廣大共產黨員提出殷切希望。習近平同志在信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全國廣大共產黨員要始終在黨愛黨、在黨為黨，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誠一輩子，奉獻一輩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團結帶領億萬人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共同奮斗。”

美國傳播學者I？詹尼斯提出了說服傳播“三部曲”：一是解除客方抵觸心理，使之敞開心扉；二是客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信息的含義；三是客方在多大程度上信服所獲信息并作出反應。這“三部曲”較為直觀地詮釋了擬態環境建構的關鍵步驟，下面試以此對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的成功案例進行分析。

1.內容思想與政情民意相契合

韓非子曾說：“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這就是說，主體必須摸透客體的心思，并采用與客體情況相適應的說服策略。他認為，說服者最大的忌諱就是不了解客方而盲目進說。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取得成功，首先取決于反映的內容思想與政情民意相契合。

正如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局長庫熱西？買合蘇提在長篇紀實作品《不忘初心——國測一大隊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故事》序中指出：“國測一大隊是新中國的第一支國測勁旅，60多年來，有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有一批經過戰火考驗、整建制轉業的解放軍戰士，有一批愛黨愛國的測繪隊員，他們始終不忘‘忠于黨、忠于人民、無私奉獻’的‘初心’，堅定信念，忘我工作，在新中國建設中發揮了尖兵鐵旅的先鋒作用。”

國測一大隊是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英雄群體，從建隊之初，就把我黨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好傳統、好方法，熔鑄到測繪工作中來，而且在實踐中形成一套優良的傳統。改革開放以來，國測一大隊始終不忘初心，領導干部吃苦在前、享樂在后，以身作則、言傳身教，這種示范作用營造了優良的隊風，使寶貴精神薪火相傳，在國家最需要的關頭，一次又一次戰天斗地、創造奇跡。

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在《用生命鑄造人生坐標》的報道中說：“在國測一大隊中間，我們很難看出哪個人是‘官’，哪個人是‘兵’，因為大家曬得一樣黑，吃的是一樣的苦。”短評中指出：測繪需要原點和坐標，人生也需要原點和坐標。國測一大隊的英雄們把報效祖國作為自己的人生原點。

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報道國測一大隊隊員：“在他們身上，‘忠誠愛國’‘愛崗敬業’這些詞匯已經化成了組組精確的數據、一幅幅生動的地圖。”

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報道了國測一大隊隊員吳昭璞在新疆戈壁壯烈犧牲的英雄事跡，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副局長宋超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實際上是把1%的這種生存的可能讓給了小組的同志，把99%死亡的可能留給了自己，因為他是組長，他是黨員。”

人民日報記者在通訊《大地雄心》中提到一個故事，國測一大隊中隊長劉志良安排任務，要攻克珠峰上最難的一個測量點——三七點。他說：“誰是黨員，哦，王忠良是，那好，你和我，咱們倆上三七點。”國測一大隊一條不成文的軍規，凡是苦活、累活、重活、危險的活，黨員干部先、隊員后，老隊員先、新隊員后。

新華社記者在通訊《大地作證》中描述了國測一大隊隊員六測珠峰的故事，文中寫道：“選擇了大地般宏偉事業的人，就有著大地般博大的胸懷。既然他們心懷天下，既然在他們的心中祖國的榮譽和尊嚴高于一切，既然他們肩負著開路先鋒的神圣使命，那就繼續攀登吧！”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建構的擬態環境，天地如此壯美，情懷如此豪邁，幾代測繪人艱苦奮斗、無私奉獻的故事感人肺腑，普通勞動者在黨愛黨、在黨為黨的境界可歌可泣！特別是測繪工作者忠誠一輩子、奉獻一輩子，測繪精神薪火相傳，把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用實際行動譜寫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光輝篇章。

2.譜寫令人動情的故事篇章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取得巨大成功，不僅在于合乎政情民意，更在于其置于祖國自然山川之間的令人動情的故事篇章。

宣傳的根本目標是為了實現對受眾的態度改變。美國實驗心理學家霍夫蘭認為，態度是主體對某一對象潛在的意向，即作出反應的心理傾向，是由情感（喜愛或厭惡）和認知（信念）構成的比較持久的個人內在結構，是外部刺激和個體反應之間的中介。態度扎根于情感中，因為態度主要來自個人的價值體系，而情感就是個體對這種意義的內心體驗。態度規定了偏愛什么，期望什么，渴望什么，回避什么；一種基于信仰或先入之見對某群體的否定態度則是偏見。要影響或改變受者的態度比單純的知識論證困難得多，單憑抽象的邏輯說理是不夠的，還應作用于受者的情感。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的宣傳內容，沒有絲毫的政治詮釋，代之以動人的情節，真實地再現了測繪隊員的工作、生活、青春、生命、愛情等，展示了普通勞動者的崇高精神境界，如一股清泉般的感情巨瀾滌蕩著物欲彌漫的社會濁流，沖擊著社會人群的價值觀。

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說：“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在典型報道組織過程中，傳播主體經過現場采訪，依據掌握的信息內容形成心理環境，再傾向性地聚焦現實，開展典型事跡的擬態環境建構，從不同的媒介環境中傳播出去，進而影響社會群體的思想和行動。盡管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但不同的傳播主體從不同角度認識同一事件，會形成不同的心理環境，作出不同的行為反應，建構不同的擬態環境。

中國青年報記者劉暢在國測一大隊現場采訪活動中體驗深刻，在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嚴重缺氧的他曾經4次被送進那曲人民醫院治療。在唐古拉山測繪外業營地，他一邊吸氧一邊采訪。他說，就是在這些可愛、可敬的測繪人的鼓勵、支撐下，我最后登上了最高的測繪點，完成了采訪。為此，我深深體會到，真正的測繪精神，在我理解，就是“精神之花在寂寞艱辛中綻放，生命之樹在敬業快樂中常青”。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湯一亮在西藏那曲采訪，看到測繪隊員在異常艱苦的環境中忘我工作、以苦為樂，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她說：都說作為一名記者要讓自己的內心平靜，可是在這里，即使我用盡了所有的辦法，我還是心潮澎湃！如果說在采訪一大隊之前，我只是想把這篇錄音報道用一名新聞工作者的新聞素養和寫作技巧來完成的話，那么在采訪之后，我告訴自己，我要用良心來完成這篇報道。

中央各大媒體關于國測一大隊先進事跡的典型報道，推出了一系列精品，可謂感人肺腑、動人心魄。他們的報道內容反映出最本真、最細膩的情感。這種情感能夠帶動讀者，“飛向崇高的事物，并在理想中把自己與它等同起來，分享著它的偉大”。

3.建構讓人信服的擬態環境

漢代劉向《說苑？善說》中有這樣一句話：“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謂之善說。” “辨之，明之”，就是能把道理辯解清楚，說得明白，即“白而分”；“持之，固之”，強調宣傳要循序漸進，持之以恒，絕不能有一蹴而就的思想；“中其人之所善”，強調能將道理“入于人之心”。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建構的擬態環境之所以讓人信服，首先在于它反映了一個重大主題。這支隊伍所歷之苦痛、所經之生死、所忍之寂寞，全在于有一個重要的信念支撐著他們，就是為了建設新中國，為了黨的重托，甘于奉獻，無怨無悔。

重大的主題需要厚實的內容作為支撐。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在前期策劃準備上下足了功夫。為了從國測一大隊漫長的隊史中挖掘測繪精神之魂，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主管宣傳的領導親自抓，中國測繪報特派記者10多次深入國測一大隊西安駐地和野外生產一線進行深入采訪，采訪了100多名測繪干部、職工和家屬，組織新聞報道原始素材40多萬字。國測一大隊新聞素材提交到宣傳部門，得到時任中宣部新聞局副局長劉漢俊的高度贊揚。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注重現場采訪，找準了典型與受眾的契合點，持續推進，久久為功。近幾年，先后有近40家權威媒體70多名記者對國測一大隊進行了集中采訪，越秦嶺南北，走大漠高原，采編并刊（播）發報道200余篇。中宣部新聞局、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辦公室將各大主流媒體的報道結集成書公開出版，《經天緯地 開路先鋒》全書20多萬字，如同一部平凡人愛國報國、勇攀高峰的英雄史詩。以國測一大隊典型事跡為報道內容的長篇紀實作品《不忘初心》公開出版，被列入中共陜西省委宣傳部精品出版項目，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局長庫熱西？買合蘇提和時任陜西省委宣傳部部長梁桂作序，稱贊此書，“可以說是一本樸實生動的黨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好教材”。

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摹繪了測繪人犧牲小我、奉獻事業的美麗世界，展現了測繪人勇攀高峰、描繪祖國的壯美天地，謳歌了測繪人牢記黨的重托、愛國報國、不忘初心的崇高精神，建構了洋溢著正能量的擬態環境。著名新聞工作者范敬宜在《正確理解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一文中高度肯定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他指出：“我們有些同志不相信今天生活中還有那些先進人物、美好的情操、感人的業績，主要是他們的生活圈子過于狹窄，或者囿于某種偏見，先進的、美好的、感人的東西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之內。”當前，大眾傳媒構筑的擬態環境出現失衡問題，受眾的價值系統不斷受到沖擊。國測一大隊典型報道建構的擬態環境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了精彩內容和思想源泉，這次成功的新聞實踐經驗值得認真總結并進一步發揚光大。